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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請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賴偉傑理事長發言。

賴偉傑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方才聽到環保署葉副座的回答,我的感覺是,葉教授是環保界的前輩,剛才聽到他整體論述的想像是,台灣的確會透過兩岸的開放,讓台灣相對比較好的環境制度,有機會讓中國大陸也一起提升。

個人認為這樣的假設並沒有錯,但是可能過於樂觀。其實在2000年,台灣有制定獎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條例的相關規定,也就是所謂的BOT。坦白講,社會上因而出現了很多負面效應,而且那個效應發生在很多領域,包括環保界很多鄰避設施裡。本來我們還可以監督政府,但到後來企業可能是用黑道或錢把問題解決掉。我覺得服貿協議有一點像當年台灣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過程,我們這個社會到底準備好了沒有?政府一旦開放就收不回來了。包括BOT、服貿協議,以及很多人一直稱頌的自由經濟貿易區的政策,在某種程度是一直朝向鬆綁、去管制化的方向在做。有人覺得這是好處,是我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去面對問題,但是我覺得這部分要非常小心,它可能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麼樂觀,反而會產生很多負面的效應。

其實就我所了解,早期台灣有很多有毒事業廢棄物都送到國外做處理,台灣沒辦法處理時,其實會請環保署的同仁去了解,那些處理的國家,是不是OECD的國家,或是那個國家是不是有足夠強大的公民社會做這樣的機制和監督?原因是我們不希望台灣變成一個有毒事業廢棄物的輸出國,而且是輸出到一些弱勢地方去傷害更弱勢的人。

我現在要講的是,在服貿協議去管制的過程裡有沒有更好的把關機制?我第一次發言時特別提到中國大陸的NGO到現在還是非常弱勢。說實話,我比較悲觀地認為台灣開放之後有可能兩邊一起把標準拉低。也就是去管制化之後會把標準拉低。

很多台灣業者認為台灣的法規嚴格,環保團體找麻煩,所以他可能認為去大陸那邊投資相對來講外部成本會比較低,而不是他們覺得台灣這個制度太好了,希望去大陸推廣讓他們了解。

我不是在責怪那些業者朋友,我只是說這是人性的現象,所以環保署如果認為這樣的開放有可能兩邊一起向上提升,那我覺得非常好。可是我比較悲觀,我認為兩邊可能會一起被拉下來。於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我覺得該有的管制還是應該要有。

台灣現在相對比較好的,我覺得環保署在各部會中算是自我把關比較嚴格的,可是這次服貿協議是把大家綁在一支雨傘之下,大家共同去做這樣的事。當然在過程中,環保署未來可能有很多把關,就像剛才副座提到的,可是我就是看到它有可能後來會一一鬆綁,我講的鬆綁就是將標準做一些修正。

第二個可能,我剛才講這畢竟是第一步,未來若逐步開放,整個台灣的總量管制或總體承載,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到?所以我認為就現階段來講,環保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就是政策環評。我還是希望像2000年BOT的制度一樣,如果能夠做政策環評,一定會看到很多未來的問題而提前找到方案。

坦白說,如果到時候連環評制度都被往下修,台灣這個社會就是在往一個程度比我們低,或是管制比我們低的國家靠攏,我很擔心這樣一來會整個崩盤,或整個往下走。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做較嚴謹的思考,這個畢竟是第一步,如果未來還有第二步、第三步,我們真的需要有一個好的制度去考量到未來較長期、完整的影響,讓大家提早做準備。

台灣相對來講是一個較公民的社會,有很多環保團體的監督,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環保團體其實累死了,我們監督不完。所以未來有更多外來投資的話,我覺得應該要有制度性的監督機制,而不是靠環保團體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在監督,坦白講,這真的太累了。所以我希望要建立一套制度性的監督機制,而不是因為我們有公民社會,所以就怎麼、怎麼樣!

最後我要講一句話,我還是覺得,台灣還有好多東西值得做,當然可以兩邊平行做。如果環境檢測業者覺得台灣的市場太小,台灣的市場的確可以放大一點。台灣現在環境的檢查還是太寬鬆,例如焚化爐1年只檢查2次,以後可以多檢查幾次,讓大家有生意做,也替大家把關。

說實話,我覺得環保署正向思考是好事,可是我們必須做一些較不好的打算,那個打算過程真的需要建立好的監督制度。

主席:謝謝賴理事長,等一下如果還有時間,我會請環保署來做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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