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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中華民國物流協會前理事長黃仁安董事長發言。

黃仁安董事長:主席、各位委員。在對服貿協議表示意見之前,我首先要表示一點小小的抗議。由內政委員會在三天內安排八場趕場式公聽會觀之,無法給予業者充分時間準備發言內容和表達意見,似乎只是敷衍了事和作秀性質,並無真心傾聽民意之意圖,且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委員表示:「民間團體不是產業業主,無法體會業界的期盼,服貿協議已在立法院躺了四個多月,……愧對選民。」這好像有點自以為是,認為儘速召開公聽會即是符合業界之期盼,而無視業界真正期盼政府能提出開放服貿衝擊的利弊得失分析,以及相關配套措施因應等期望,這樣的公聽會舉辦毫無實益可言。雖然我們不希望有人為反對而反對,但是也不希望前提就設定其是對的,如果這個政策確定是對的,通過的速度快當然很好,但若是錯誤的,速度愈快結果愈糟,因此這件事情必須慎重以待。以福島事件為例,檢察官是以無法預知有這麼大的海嘯為由給予東電的董事長和前首相不起訴處分,但是今天這些問題已有諸多學者專家如台大經濟系主任提出了,如果將來發生了真正的危害,請問各位長官扛得起責任嗎?這恐怕會有引起法律爭議之虞,本人謹在此提醒各位。

接下來我要對服貿協議表示以下幾點看法。

台灣的倉儲物流業生態,絕大部份是中小企業,因此,面臨服貿協議將開放陸資來台經營倉儲業,衝擊之大自是不在話下,而就政府在兩岸談判事前並未善盡與業者溝通之責,事後則以打鴨子上架方式,強迫國人接受,如此粗糙草率違反民主程序之作法,非但破壞了台灣自由法治秩序,更是與國際間如美日、美韓等國公開進行TPP或FTA談判之方式南轅北轍,對於政府罔顧兩岸企業生態之差異,輕忽台灣倉儲業者於面臨「民營vs.國營」時可能產生之種種風險考量,實在無法認同,故而提出強烈反對陸資來台經營倉儲服務業之理由如後。

一、台灣倉儲業者恐遭蠶食鯨吞:

中國倉儲業者多為國企,因此,無論在土地取得或資金投注上,取得之經營成本皆相當低廉甚至可無償取得用地,其享有之國家資源和資金更是不虞匱乏,如中國第二大物流公司「中國外運」之資本額1億元人民幣,中國物資儲運註冊之總資本額亦高達1.4億元人民幣,反觀台灣倉儲業資本額1仟萬元以下之業者高達六成,純屬中小企業規模,又再以中國實有倉庫面積為5.5億平方米,台灣倉儲面積粗估不到500萬平方米,不及中國倉庫面積1%,相較之下更見中國倉儲業之規模龐大。則在中國業者挾其國企背景優勢來台經營倉儲業,大軍壓境之下,台灣業者無非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政府貿然開放之所為根本是將台灣倉儲業者逼入絕境,終遭蠶食鯨吞。

再以政府簽署服貿協議係期望達到「協助服務業者爭取廣闊的中國大陸市場」之目的而言,根據2013年9月3日趙晶撰文「經濟參考報時評」內容,提及中國「國企和民企的生存環境不同,民營企業稅負過重,獲得銀行支援困難,法律體系中對待民企國企的雙重標準,這些均是民營企業家的困擾。」可知即便是中國民企這樣熟悉當地民情環境之在地產業,也因中國政府不公平之市場環境,和面臨國企之壓制而心生出走之念頭,倒不知台灣業者至中國當地能有何優勢足以與中國國企競爭?

二、服貿協議中之「倉儲服務業」開放條件並不對等:
根據中國土地政策,臺灣業者至中國投資倉儲服務業,其取得之土地,僅是數十年之土地使用權,但中國業者來台設立據點購買之土地,卻是取得我國土地之永久所有權,除了變相給予陸資來台炒作房地產之機會外,更突顯兩岸間投資之硬體條件不對等。
其次,本次服貿協議中,中國雖行「倉儲服務業」開放之名,但以其國內存在之各式各樣潛規則,臺灣業者在中國經營倉儲業,仍是受制於諸多面下無形之障礙,而有難以預期之潛在風險,致使臺灣業者對於至當地經營為之卻步。反觀中國業者來台,我國政府行政程序透明化、制度化,凡其依循流程辦理程序者,即可在臺灣自由經營,兩者間的不對等性,不言可喻。

三、中國各地不同潛規則,已令各國陸續撤資:
以太百成都春熙店與成商集團間之經營糾紛而言,國人赴中國投資時,常發生合作對象以各式潛規則逼迫台商交出經營權或退出中國市場,再以7月25日工商時報社論:「……現在少數成功的台商,要不是具有強烈的衝撞性格,就是在歷史發展的夾縫中幸運找到壯大機會,但是只要是正面與國營企業衝突的產業,例如百貨商場、紡織成衣、家用電器乃至汽車等,台資企業幾乎全面鎩羽而歸。」並對照長榮海運於1998年至中國投資「深圳運榮運輸有限公司」卻於2009年辦理停業清算,以及華航、陽明海運、萬海航運至中國投資海南航空集團揚子江快運,最後也只能打道回府,更足見中國潛規則無孔不入、無遠弗屆,以及當地對台灣企業之打壓。而近年來美商高盛出清中國工商銀行持股,以及美國銀行自中國建設銀行撤資等動作,亦不免令人好奇是否有面下之因素,以致外商收手。其次,參考日本為警告其國人於海外之人身財產安全,每日在其官方網頁上「海外安全情報」之揭示,可知日本對於其國人各方安全之重視。如今台商在中國遇到這些諸多不公平高風險之投資待遇等事例已歷歷可見,政府非但未作出警告,藉以警示國人,竟還鼓勵國人至當地投資,若因而投資失敗,是否可歸咎於政府政策錯誤而向政府求償,又政府是否有能力補救?

四、中國業者來台低價競爭,破壞臺灣經濟秩序:
誠如前述,中國倉儲業多屬國營企業,資源和資金之取得易如反掌,一旦開放來台經營倉儲業,將可運用這些雄厚背景在臺灣獵地、購併及以低價方式競爭,進而破壞臺灣經濟民生秩序,況且,中資來台往往非單純的商業考量,背後其實更夾雜著以經促統之政治戰略,屆時不僅臺灣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國家安全之危害更是首當其衝。

五、以行政指導干預交易條件,淪由中國業者一條龍服務:
按台灣倉儲服務業之物流主要依賴進出口量,其中對中國之國際貿易總額占21%,而以中國倉儲業者具有國企等背景,中國政府只需以「行政干預」方式,藉由指定中國貨物之進出口貿易交易條件,例如:貨物出口到台灣時要求以DDP交易條款,貨物自台灣進口時指定EXW交易條件等,以一條龍方式達到控制指定貨物由中國倉儲業者承做之結果,則臺灣倉儲業者根本無法自服貿協議簽署中獲得任何經濟利益,反而因政府錯誤決策,將台灣已供過於求且有限的物流市場拱手讓給中國,對於臺灣經濟發展並無正面效益。

六、造成社會安全疑慮,衍生社會問題:
政府並未對開放中國倉儲服務業來台經營之範圍予以明確限制,意指任一中國倉儲業者亦得存儲「公共危險物品」及「毒化物」等高敏感性貨品,甚或取得半導體製造業使用之高壓危險氣體如「磷化氫(PH3)」、「三氟化硼(BF3)」等,如遇有心人士效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只需攜帶少許裝有毒氣之容器至公開場所散播,即會造成社會動亂及恐慌;其次,倘如前述中國業者以購併取得原有台灣中小企業之控制權時,企業內之高階人才可能被陸幹所取代,其所衍生之失業問題,可能進而危害台灣之治安,影響社會安定;再以廣州9月10日發生倉庫爆炸係因中國倉庫業者罔顧其員工生命安全,非法入儲危險品,並對裝卸貨員工隱匿貨物之資訊暨其危險性,以致貨物裝卸移動時發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36人受傷之重大傷亡。中國倉庫業者無視公共危險安全和管理上之鬆散態度,由此一案例顯然可見,若果開放中國業者得以來台經營「公共危險物品」及「毒化物」等高敏感性貨品之倉儲服務,無非是置台灣人民之生命安全於不顧。
無奈主管機關對於業者憂心陸資來台經營倉儲物流事業所提出之上述問題,僅是以籠統、制式甚或以偏概全之答案進行回覆,並未針對問題深入了解及研究,是以也不禁令人對於當陸資進軍台灣物流市場時,政府所謂把關措施抱持相當大之懷疑?
現謹將經濟部於其網站上刊登之新聞稿內容無法令台灣人民安心,反而更添憂慮之處提出,盼政府官員再多用點心、再深思。

一、有無控制力並不因持股過半與否而有影響:

經濟部於新聞稿重申「一、政府開放陸資,仍有持股比例及對投資企業不具控制力之限制」將持股比例50%作為控制力有無之門檻,係屬誤解。根據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以下簡稱財會七號公報)「合併財務報表」對於控制能力的觀念,已有以下定義:「控制能力係指為期能從一經濟活動中獲益,而具有對其他個體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加以主導及監管之能力。」亦即判斷是否具有控制能力的依據,並非以持股超過50%為標準。又,修訂後的財會七號公報對於持股未超過50%,但若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即視為對被投資公司有控制能力:1.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2.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3.有權任免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4.有權主導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投票權,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因此,可知持股過半與否,並不與控制力相等,再以某港資企業入主台灣物流企業為例,港資所占股份僅23%,即已足以主導公司內部之人事變動,將公司高階主管乃至於基層課長逐一撤換或調職等,足見股份縱未過半亦無損控制力之行使,政府一再於媒體強調「陸資投資不能過半,公司掌握權還是在台灣業者手裡」,而未深究「控制力」之內涵,往後果真開放陸資進入台灣時,台灣服務業者恐因政府如此異想天開之想法,從此陷入萬劫不復之絕境。

二、中國一條龍方式控制貨物由指定倉儲業者承做之情況已經存在:

經濟部新聞稿中所重申「二、倉儲服務業限制合資,一條龍搶市模式無法形成」之說法並非真實,由京揚國際林曼莉副總經理於經濟部七月八日座談會中發言內容「……但我們遇到的情況正好相反,在中國大陸市場,客戶都是要求我們要協助他們完成DDP交易,將貨送到台灣來,幫他們完成整段DDP的交易,在台灣則是用EXW條件幫台灣業者將貨送到大陸……」可見,中國業者目前已經採行一條龍方式控制其貨物由指定倉儲業者承做,只是就京揚國際所述,目前中國是指定該公司執行,然而,一旦陸資在臺灣擁有其倉儲據點後,即可能由其所投資倉儲據點提供服務,屆時,京揚作為客戶DDP指定之倉庫服務提供者之地位則會被取而代之。由此足證一條龍服務模式之型態衍生已經存在,因此,服貿協議開放陸資大舉來台投資倉儲業時,台灣倉儲業者最終將因不敵中國控制貨物由其指定倉儲業者承做之模式而無法生存。

三、土地淪為陸資把持圖利之工具,台灣倉儲業者將無以為繼:

「土地」乃係倉儲業者之基本原料,一旦欠缺土地,倉儲業即無從擁有倉庫,而以近年來新聞報導所述中國掀起新一波海外置產高潮,不論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放眼所見皆有中國財團投資地產等消息,顯見中國財團或企業海外投資土地之積極性。因此,倘若政府對於陸資來台經營倉儲業未施以土地權利取得之限制,而放縱「財大勢大」的中國國營倉儲業者得以任意收購台灣土地,進而哄抬台灣地價,以物流業者係扮演著製造業、批發業與零售業等上、下游產業之間供應鏈的後勤支援角色,台灣業者終將因財力懸殊差異,無力與陸資抗衡取得土地,中國業者屆時非但得以趁機坐大,甚至因取得台灣諸多土地所有權而得以操控地價、控制台灣物流價格,削弱台灣的競爭力。

四、政府只知「亡羊補牢」而不見「防患未然」,如何冀望其把關與退場措施:

經濟部於新聞稿有謂「政府已制定嚴格把關與退場措施,並會持續協助國內業者強化營運競爭力」,以及機關首長針對服貿發言中一再表示「不論能不能吸引陸資,重點是站在兩岸「對等」基礎簽訂協議,從簽訂到現在,民間有很多意見,經濟部相關同仁都已經聽進去了;因此,後續審核、管制、管理、監督的流程上,一定會用最嚴謹的方式處理,避免外界擔心的事發生。」似乎意指政府已有萬全準備之把關或因應措施,然而,以中國順豐速運在未取得路線貨運營業執照之情形下,卻在台灣從事宅配、快遞等路線貨運業務為例,並未見政府作到任何監督或嚇阻之責,再由近日「鎖定港資一條龍稅局啟動獵漏」之新聞報導驗證,港資來台從事旅行社、飯店、購物店到遊覽車等,上、中、下游全包的「港資一條龍」作為,亦是肇因於政府未有事前嚴格審核機制,而造成台灣旅行業今日無利可圖之慘況。再對照政府處理人民請願或陳情「互踢皮球」之作風,試問人民如何能對政府產生信賴及信心,又豈敢冀望政府在面臨問題時能有所作為?因此,發出反對的聲音,無非是希望政府正視業者提出之問題預先作出「防患未然」之措施及防堵,而不願見到事件發生後甫開始「亡羊補牢」,卻又無力補救之窘況。

五、變相鼓勵台灣產業被購併:

兩岸倉儲物流業經營規模之差距已如前述,則一旦中國業者挾著其國企優勢來台經營倉儲業,即可運用這些雄厚背景及資本,以低價招攬客戶之競爭方式,迫使台灣倉儲業者最終不堪虧本經營而結束營業,或是淪至接受陸資「購併」,企業易主之下場,政府此舉無非是變相鼓勵臺灣業者「待價而沽」,任由大陸出資喊價購併即可,無生任何刺激或帶動台灣經濟發展之效果。
且參照7月27日之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提及美國於TPP事前協議前表達對於實屬國營的日本郵政集團若能自由推出新的服務商品,將會阻害或影響公正的競爭等語,以及8月份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提及2012年3月美國與韓國之自由貿易協定(FTA),美國亦就韓國公營之郵政事業推出保險新商品時會造成美商等其他外資之民間保險公司不利立場,於進行談判時向韓國政府要求限制推出保險新商品等,可知即使如美國這樣的泱泱大國,於前往對手國家投資時面對「國營企業」之競爭,所抱持之戒慎恐懼態度,又,再以中國太陽能廠長期受中國官方補貼,一直以來用低價產品傾銷全球各地,使得美國、歐洲、印度等地的太陽能料源指標性大廠面臨經營危機,故而美國乃於2012年中率先對中國太陽能電池廠展開包括反傾銷、反補貼之「雙反」調查,還有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中國大陸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或者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等種種措施防範中國企業之作法;以及近來澳洲大選「中國企業購買澳洲農場」成為大選焦點,以致於大選後,澳洲新政府在面臨國有企業居多的中國投資,於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審查時顯得格外慎重,即便是數額不大之投資,也得進行審查,以加強控制,足見中國「國營企業」主導權及影響力,讓全球這些經濟大國也不敢小覷。因此,台灣於面臨陸資企業浩浩蕩蕩大舉進佔國內市場時,更應該小心謹慎處理,立法限制將中國的國營企業排除在外,不准來台,否則,台灣經濟秩序恐會大亂。

六、失業人口遽增:

誠如前述「一」所提港資入股台灣物流企業,原台灣公司高階主管乃至於基層課長,因公司股權變動之結果而紛遭上層撤換或失業。可以想見未來當陸資進駐台灣倉儲物流產業時,勢必也會造成一波失業風潮。以服貿協議中約定中國服務業來台投資金額達20萬美金,企業負責人可來台,投資金額每增加50萬美金,得申請增加一人,當以陸資來台承租土地經營倉儲業約需投資3億元計算,中國業者可以引進台灣工作之員工即高達二十人,這些陸幹難道不會造成原有台灣員工受到排擠,工作面臨失業危機嗎?政府對於這樣的後果,是否在簽署服貿協議之前,已經預先設想而有其因應之道,或者只是任由人民「自生自滅」,不禁令人存疑?

綜上所陳,對於政府罔顧臺灣產業之生存權益,無視台灣倉儲業者在面臨(民營vs.國營)對抗時造成之衝擊及震盪,身為倉儲業一員,我們堅決反對開放中國倉儲服務業來台,倘若在萬不得已情形下必須開放,政府也應作好嚴格把關措施而為有條件限制的開放,包括:

(一)基於海關作業管理之風險考量,禁止中國業者經營保稅倉儲物流業務;

(二)基於社會安全疑慮,禁止中國業者經營「公共危險物品」及「毒化物」等敏感性貨品之倉儲物流業務;

(三)基於雙向投資對等原則,臺灣業者至中國投資倉儲服務業時,僅取得數十年之土地使用權,因此,對於中國業者來台經營倉儲業所使用之土地,應限制其僅得以租賃方式取得使用權。

(四)基於保障臺灣倉儲服務業原則,因臺灣業者根本無任何財力或勢力足以與中國國營企業對抗,因此,在服貿協議開放時,應嚴格限制禁止中國國營企業來台經營倉儲業。

以福島核災,日本檢方表示,大地震的規模和海嘯不能準確預測,東京電力公司援救作業延緩是因為需要準備的時間,在安全救援方面無須承擔法律責任等為由,故而對東電及前首相予以不起訴處分,亦即免責之原因主要在於事件之發生屬無法準確預測。然而,現在各個學產業界紛紛提出具體事證反對服貿協議,亦即對於開放中國企業來台將造成台灣產業一片哀鴻的慘狀,已然預見其發生,試問政府對於這樣事件所致國內各界之損害,將如何賠償人民之損失?此外,再以廣州倉庫非法入儲危險品之事件,若因中國倉儲業者之故而發生相同或更嚴重之意外時,由於其後果業已經各界反應預知會發生,則在所有人預期造成損害時,政府單位顯難辭其咎。又,以之前太百成都店在中國因房屋租賃糾紛被迫離開一事為例,若台灣倉儲業者在中國面臨相同處境,遭到驅逐時,業者如何繼續盡到倉儲管理人之貴任,如何保護客戶所託管之貨物?對於業者赴當地投資蒙受之損失,政府是否有任何保護或補救之機制?

以上種種意見,無非是期待主管機關能夠正視業者提出之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而不是以粉飾太平之說辭交差了事。當然,也希望政府不是以對立立場反駁人民之憂心,而能提出更具說服力之作為,以獲得人民之肯定及挽回民心。

主席:謝謝黃董事長的指教,在此要特別向出席的各位學者專家及業者代表說明,今明兩晚的公聽會已經取消,順延至下星期舉行,黃董事長特別提到兩岸對土地的規範有所不同,有關如何防範的問題,待會兒可以拜託我們的海基會林董事長說明,因為他也是一位地政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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